两大政策在我国结构优化调控方面的协调配合-井字游戏-樟木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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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经济-两大政策在我国结构优化调控方面的协调配合-樟木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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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林发生枪击

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政府對國民經濟實行指令性計劃為主的直接控制,「經濟槓桿型政策手段」不受重視,但我國關於財政、信貸、物資、外匯「綜合平衡」的探討,實際內容已涉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問題,形成了特定時期特定體制背景下的一些初步的經驗總結,以及理論上的一些概括性認識。

財政政策表面看未在「防風險」「去槓桿」的第一線,但實際上也在努力清理地方債,整頓投融資平台,規範PPP,試圖消除地方政府投資過度衝動的取向與央行方面是一致的。

關注2財政政策側重結構調整功能我國經濟呈現二元結構和地區差異的顯著特點,決定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結構變動因素特彆強烈,問題十分突出,涉及總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等諸多領域的矛盾,而且在開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環境中,這些結構性問題更容易傳遞總量問題。例如,在總需求結構中,消費需求比例偏低是導致出口壓力大的重要原因,出口快速增長又是誘發流動性過剩以及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另外,我國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的趕超性質和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不允許我們坐等漫長的平均利潤率形成過程和調節資源配置過程來解決結構問題。

新中國,70年。這70年裡,滄海巨變,波瀾一攪,盡顯壯闊。70年來,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革新軌跡,清晰可見。國運更新,漸臻富強,既要總結經驗,更要着眼未來,知勢、順勢、謀勢。值此70年之際,新京報推出「中國經濟思變70年」系列評論,邀請經濟領域的親歷者和觀察者回顧和思考70年間經濟領域的風起雲湧,為「變」而「思」,因「思」而「變」,更好地觀進路、謀未來。

作為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兩大政策體系和工具手段,貨幣政策更側重於總量調節,財政政策在配合貨幣政策總量調節的同時,更注重結構調節。針對和適應不同具體經濟情形下的調控需要,兩大政策之間,可有「寬財政+寬貨幣」「寬財政+緊貨幣」「緊財政+寬貨幣」「緊財政+緊貨幣」四種搭配模式。

當經濟運行處於低速階段和面對較大下行壓力時,擴張總需求的貨幣政策操作雖有必要,但往往效果不彰,此時特別需要財政政策以「積極」的形態,和貨幣政策一起實施擴張性的反周期操作。在我國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世界金融危機衝擊和在2010年後「引領新常態」的宏觀調控中,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已積累一些經驗,並有中國特色的貨幣政策以「定向寬鬆」助力結構優化的探索。

我國加入WTO后,無論是進出口規模,還是跨境資本流動規模都出現猛增,國民經濟融入全球化的進程加快,國內外經濟運行的關聯度和互動性大大增加,宏觀調控既要考慮外部衝擊對本國經濟的影響,又要考慮本國政策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及反饋作用。同時,人民幣匯率浮動彈性明顯提高,匯率浮動在為經濟主體帶來更多交易靈活性、便利度的同時,也帶來更多風險和調控成本。因此,宏觀調控任務的複雜性顯著增加,要求兩大政策在更複雜的環境下,對更複雜的政策事項作出及時合理的相互配合。

近年來,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在協調配合上取得了諸多進展,在兩大政策的結合部實施了一些具有新意的措施安排,對實現我國經濟又好又快平穩運行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相對於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而言,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仍存在較大改善空間。為了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維護我國在開放條件下的經濟利益和抗禦風險,兩大政策需要在協調配合的各領域求同存異,提高協調配合的及時性和有效性,拓展協調配合的廣度和深度。在優化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過程中,應遵循和注重的基本內在邏輯是制度建設導向,而非只是解決技術性磋商層面的問題。

1998年,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中國財政第一次實施寬鬆刺激的財政政策,增髮長期建設國債擴大政府投資,這是我國明確表述的「積極財政政策」的開始。此後20年間,雖然有歷次收縮財政擴張力度的意圖與努力,但效果有限。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政府實施「四萬億一攬子經濟刺激政策」將擴張財政政策推上一個前所未有的力度。

從1949年到2019年,中國經濟經歷了計劃經濟為主導向市場經濟為主導的方向轉變,再到當前的「新常態」,政府的調控手段也相應出現較大轉變,集中體現之一是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不斷完善。

兩大政策的緊密聯繫還來源於雙方政策手段的互補性以及政策傳導機制的互動性:一方的政策調控過程,通常需要另一方的政策手段或機制來配合策應。從社會總資金的運動來看,財政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和貨幣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相互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和連鎖反應,各自的政策實施及變動,必然要牽動對方,產生協調配合的客觀要求。

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以間接調控為基本特徵, 即政府調控主體主要通過政策手段把經濟參數附加到市場上多種生產要素的價格信號上,進而調節、引導市場主體的生產經營行為。間接調控所依仗的主要政策手段,便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這兩大宏觀調控政策共同服務於宏觀調控的總目標,但分工而互補,需要相互協調配合,促使經濟運行趨於總量均衡和結構優化的理想狀態。隨着我國經濟「市場化」和融入「全球化」的進程,經濟運行的複雜程度大大提高,財政、貨幣政策加強協調配合的必要性和複雜性也顯著增加。

關注6結構優化提高發展質量是現階段兩大政策協調之本

其次,兩大政策及其實施系統自身的完善程度對於優化兩者協調配合狀況具有基礎條件的意義,同時由於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兩者協調配合狀況又反過來影響它們各自的有效性。因此,兩大政策的自身完善與兩者協調配合狀況的優化是相輔相成。但從全局和中長期看,最值得信賴和追求的,仍然是一套對於科學決策(政策設計)和合理選擇政策組合(協調配合)最具基本保障性的科學化、法治化導向的決策程序、協調機制和執行、修正程序與應急機制。

關注5「新常態」以防風險為主近年來,隨着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粗放型要素投入為主的傳統增長模式已近黃昏,投資增速明顯回落。為引領新常態,2016年以來,中國政府大力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與此同時積極「降成本、補短板」,力圖為中國經濟轉型打造出一個結構優化支撐的新的質量升級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之實質,是市場出清,釋放那些鎖閉在落後、過剩領域的寶貴的要素資源,其中包括由央行系統總量調控為主的貨幣即「流動性」。在此背景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2017年底列出了經濟工作的三大攻堅戰,並把「防風險」列為第一,為此,貨幣政策定調為「穩健」。與之相配合,財政政策則定調為「積極」,以「一穩一松」的搭配,共同迎戰風險,以求度過中國經濟的新的考驗期。

首先,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為最重要的兩大宏觀經濟政策,其本質上具有經濟運行共同目標決定的協調要求。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要服從和服務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戰略任務。因此,在實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中,要從兩大政策的共同目標出發,探索它們協調配合的長效運行框架和優化具體協調方式與手段的制度安排,不局限於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具體的短期效果,重在探索全面配套改革中兩大政策協調配合對宏大目標的實現、中長期制度性框架和各種機制安排的優化,尤其是以深化改革的攻堅克難消除地方政府、企業、銀行與金融機構的「軟預算約束」。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調控的着眼點,都是針對社會供需總量與結構在資金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有悖于貨幣流通穩定和市場供求協調正常運行狀態的各種問題;兩大政策調控,都是力求社會供需在動態過程中達到總量的平衡和結構的優化,使經濟儘可能實現持續、穩定、協調發展。

財政政策可以積極發揮結構調整功能,以區別對待的方式,通過調整財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達到促進結構優化的效果。貨幣政策調控的特點,決定了它不宜實施過多差別性調控措施。因此,兩大政策在我國結構優化調控方面的協調配合,應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

關注1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是客觀需要

關注3貨幣政策側重總量調控功能在總量方面,當宏觀經濟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避免經濟過熱和防止明顯通貨膨脹時,貨幣政策對總量調控的功能更為顯著,效果更為直接,尤其長於通貨膨脹時期的總量緊縮,所以,貨幣政策應在此階段擔任總量調控的主力。財政政策的總量調控效果具有間接性,並且我國財政政策需要在較長時期內承載優化結構和為改革提供財力保障的歷史任務,不到非常時期,不宜實施過分緊縮的財政政策。因此,在緊縮總量的調控方面應以貨幣政策「從緊」為主導,財政政策發揮適當配合作用,使其在總需求調控方面的影響盡量保持中性,在增加有效供給方面更多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

在這個長達20年的經濟刺激為主的調控路上,財政與貨幣兩大政策雖時有內部「摩擦」,但總體始終攜手前行,共同服務於宏觀調控之大局。

在當前錯綜複雜的情況下,「去槓桿」已調整為總體要求的「穩槓桿」,但最關鍵的仍是結構優化提高發展質量問題,以及如何強化地方政府和企業主體的預算約束這個「治本」問題。

關注4積極財政政策應對亞洲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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